随着旅游市场复苏和产业升级进程的加快，客源地主导旅游经济增长的趋势将愈发明显。对于旅游投资机构和全国布局的旅游运营商而言，得客源地得天下。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速、人口基数及其净流入量将是客源地排序的重要指标。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外，还有26个普通地级市2021年的GDP总量超过5000亿元，其中苏州(22718.00亿元)、无锡(14003.24亿元)、佛山(12156.54亿元)、泉州(11304.17亿元)、南通(11026.90亿元)、东莞(10855.35亿元)等6个城市超过万亿元。从节假日旅游数据来看，这些城市既是主要的旅游客源地产生地，也是民宿、主题公园、度假区、旅行服务等业态创新的聚集地。

　　城市客源和旅游消费去了哪里?首先是本地休闲、郊野度假，其次是周边和近程旅游，然后才是跨省游、远程旅游和出境旅游。有监测以来的历史数据表明，城市居民的节假日平均出游距离从来就没有超过300公里，也就是高铁2小时，自驾车3-4小时的距离。令人遗憾的是，本地为主、外地为辅，近程为主、中远程为辅助，由近及远、涟漪扩散的旅游市场规律，在国内旅游市场高歌猛进的二十多年里居然被政产学研各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疫情以来，城市居民出游距离和游客在目的地游憩半径更是大幅度收缩，清明节分别收缩到100公里和5公里以内。劳动节假期延续了这一态势：游客平均出游距离99.6公里，较去年同期下降33.2%;游客在目的地的平均游憩半径6.0公里，较去年同期下降60.7%。这意味着城市和郊区成为当前旅游消费和休闲活动的主要空间，也是旅游市场的底线支撑。那种无视本地休闲需求和周边旅游消费，直接将远程甚至海外客源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通过大项目和大投资在短期内快速拉升旅游经济总量的发展模式，理论上不成立，实践上行不通。希望这次疫情能够让旅游业获得应有的进步补偿，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反思。发展理念要回到老百姓的常态化生活方式上来，回到主客共享的空间营造上来，回到科技和文化赋能资源存量上来，让旅游紧密融入人民的美好生活中，而不是想当然地“找唯一、做第一、无中生有”，这样的旅游业才是稳健的、可持续的。

　　为发展社会事业，满足城市居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城市建设了越来越多的绿道、社区公园、遗址公园、水体、植物和文化景观公园、郊野公园、地质公园、森林公园和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图书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设施。这些场馆设施和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加上完善的商业环境和便捷的物流体系，对城市居民产生“系泊效应”的同时，也对周边城镇和乡村形成“虹吸现象”。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专项调查显示，劳动节假日期间，城市居民选择市内和郊区旅游的比例为54.4%，出游距离在100公里以内的比例为51.5%，86.4%的游客出行不超过300公里。低风险地区客流由城市中心向周边近郊转移，旅游目的与客源地的重构显现更加明显，一些游客将原本计划的一次远程游切分为多次近程游。

　　需要指出的是，在共同富裕和文化强国的建设进程中，旅游与文化不仅会融合，还将互鉴。当旅游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功能得到越来越多强调的同时，公共文化体系完善、文化产业活跃度高、艺术时尚氛围强的城市将对本地居民的消费偏好和出游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国际经验和地方实践表明，城市包括下沉市场的县域中心城镇的旅游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文化、教育、科技、人才和资本的创造力，而不是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稀缺性。游客在疫情期间的消费行为和市场数据，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方式有力证明了这个理论假设。社会生活正常化以后，客源城市在旅游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将会更加明显。旅游投资机构、服务主体和从业人员要想重归旅游经济体系的中心位置，重构行业价值和业者尊严，对未去的过去和已来的未来不可以不察，不可不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