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巨大市场需求和政府城市治理服务需要的叠加,推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从概念走向务实,从全面推进向井喷式发展阶段迈进。对比近几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可以发现,我国正在把智慧化的重心向二线、三线城市和区、县、村转移,这意味着小城镇与乡村正成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兴发力点,各地纷纷推进智慧乡村建设。
智慧乡村被冠以“智慧”二字,许多人便将其与智慧城市挂钩,按照智慧城市建设理念布局智慧乡村建设,并称之为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农村并不是城市,很多智慧城市理念并不一定适合当下中国农村发展,这种智慧城市简单延伸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
智慧城市向智慧乡村延伸的四大误区:
(一)网络建设延伸:打造城乡一体的信息基础设施
在各地方出台的智慧城市或信息化规划中,绝大部分包含“打造城乡一体的信息基础设施”这一任务,很多地方将这里的“城乡一体”理解为建设与城市相同水准的信息基础设施,于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农村网络建设工作,部分一线城市已经实现农村地区宽带接入能力与城区十分接近,甚至相同。但宽带网络的快速提升并没有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反而由于信息的马太效应让城乡信息化水平差距越来越大。2010年,北京市城市入户带宽为2M,农村地区为512K,是城市的1/4,截至目前,北京城区有很多小区已经达到了100M光纤入户,而农村地区普遍入户带宽在10M左右,是城市带宽的1/10,偏远地区差距更大。
宽带网络建设如同道路,总有跑上马车的一天,应用与资源建设的不匹配尚可有所期待,但是一些应用类信息基础设施造成的资源浪费却不可挽回。由于担心费电、怕损坏、缺乏维修人员等问题,许多农村的室外大液晶显示屏常年处于关闭状态;一些触摸屏一体机、信息服务终端因为速度慢、不会用、怕用坏等理由,被锁在村委会;而前几年大力推广的“数字家园”、“电脑培训教室”也是常年处于闭门谢客的状态,电脑上面落满灰尘,没有使用就过了规定报废年限。所以,就农村信息基础设施而言,建了不等于用了,用了不等于用好。
那么,什么是“城乡一体的信息基础设施”?笔者认为应该是可以实现城乡互联互通、资源合理分配的信息基础设施,不是强求与城区发展能力水平一致的信息基础设施。而且,智慧乡村建设应该充分借助城区资源,降低成本并获得恰当的服务。例如,北京市将政府办公部门过了使用年限的电脑批量送到农村地区,即降低了成本,又实现了资源的再利用。
(二)产业特色延伸:全方位大力推广“精准农业”
智能化、精细化生产是智慧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特点,导致延续到智慧乡村建设中的“精准农业”概念备受推崇,仿佛只要“精准”了,就可以“智慧”了。因此,在智慧乡村各类规划文件中都会提到,要全面推广实施“精准农业”。“精准农业”通过对环境的精确感知、系统诊断,实现科学化管理,确实可以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但在农村地区实际推广的过程中发现,除了科研院所、高端设施农业以及适合集团作业的大块面积的农村地区在应用“精准农业”以外,其他地区推广并不理想。一是因为成本问题,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是以种植传统的水稻、玉米等作物为主,产品附加值很低,如果加上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精准农业设备、系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收回成本,对于规模不大的合作社来说吸引力太低;二是土地区块的问题,当前能推进智慧乡村建设的城市一般来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土地资源较为稀缺,很难形成大面积的种植区域,精准农业系统无法形成规模效益,给推广带来了阻碍。
在设施农业中,因为产品相对附加值高,精准农业系统推广较为普遍,但由于专业人员缺失,让“精准”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一是只监控、无分析。很多有条件的村域经济体在政府扶持下,或者依据发展需要部署了土壤、温湿度、空气等监测设备,但监测数据的分析使用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农业生产的专业人才,村域经济体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仅仅单纯的记录下监控数据,却无所应用,或不能及时分析,造成了监控数据的浪费,不仅对村域经济体收益提升效果不明显,还影响了村域经济体负责人对“精准农业”建设应用价值的判断。二是新思路与传统思维的不协调。由于自动化管理设备相对价位较高,大部分村域经济体未实现生产管理全自动化控制,仍然由人工来进行操作。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了科学化、精准化管理,但通过信息化监测、分析得出的专业建议却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这也造成信息化应用效果大打折扣。某草莓种植合作社根据土壤湿度监测结果得出土壤需要分多次进行滴灌,而操作人员为了操作方便,根据以往经验一次性灌溉足够的水,并未按照建议操作,不仅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也对农产品收益造成了影响。
因此,“精准农业”并不等于智慧乡村,智慧乡村也并不必需“精准农业”。“精准”的实施要量力而行,绝不可贸然的全面推广。
(三)管理服务延伸:城区信息系统直接部署到乡村
将城区各类信息系统部署到乡村,可以降低重复建设成本,并通过数据标准的统一,保障数据的集中采集、分析,同时,带动城区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因此,这种部署方式成为各大城市推进智慧乡村建设的主要手段。
但是由于城区与农村地区在民众信息素养、配套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某些系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例如:在城区已使用成熟的政民互动系统,包括移动互联网上的政民互动APP、微信等服务,在农村地区部署后,推广十分困难,村民的参与度很低;在城区已经广泛应用的社区医疗卫生信息化系统以及电子健康档案,部署到农村地区与当地基层医疗环境不匹配,发挥不了效用等。另外,部分公共服务事项办理仍需要提供纸质材料,服务系统的延伸并没有解决农民要到城区提交材料的问题,没有真正实现惠民便民。
同时,目前农村基层信息化工作,任务属性大于应用需求,政府需求的主导作用较强,造成农村基层享受到的信息化的好处相对较少,更多地是承担信息化数据的采集、录入和上报的任务,形成被动建设、疲于应付的局面,新系统的部署往往会受到很多基层工作人员的抵触情绪。
因此,城区与农村地区发展各有特色,城区各业务领域的信息系统并不一定适用于农村地区,在向农村地区部署的过程中,需要仔细甄别差异,做好调整,同时要做好系统的整合,不要叠加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更加切实有效地发挥出系统应有的作用。
(四)投资模式延伸:让社会力量成为投资建设主体
近年来在政府大力推动下,PPP模式发展火热,并在交通、环保、医疗、养老等领域,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地已推出的PPP项目多达1800多个,总投资高达3.4万亿元。因此,当下智慧城市建设理念中,PPP已成为投资主流模式,地方政府纷纷寄希望于引进更多社会力量一起参与城市建设。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实施意见,推广PPP模式,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在13大领域,广泛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提供公共服务。
PPP模式可以有效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分摊建设风险,也可为企业带来可持续效益,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在智慧乡村建设上,却很容易变成一厢情愿,难以为继。信息化建设本身具有投入高、见效慢的特点,而农业经济相较工业产品附加值低,农村信息化产品累计用户困难,造成智慧乡村建设的投入产出比很低,这对于重视即时效益的农村地区而言,无形中缺少了投资积极性和激励因素,增加了不可预测的风险,除部分企业为追求公益诉求、政策诉求外,以利益为驱使的主动参与智慧乡村建设的企业意愿并不强烈,PPP模式缺乏动力。另外,农村地区地广人稀的特性,更加剧了企业建设、运维成本,以及投资和运作农村市场的风险。早在几年前,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已经通过多种形式将自身业务市场拓展到农村地区,并开展了一系列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应用,但部分农村区域后期维护、服务等工作存在困难,特别是部分较为偏远的山区通信基础设施铺设到位后,电话、宽带入户率难于保证,投资大、成本高、收益小,甚至造成亏损,让部分项目最后不了了之,没有了声音。
我国目前智慧乡村建设仍需要以政府为投资建设主力,通过政策、补贴、基金等多种形式引导社会力量逐步加入,待市场培育相对成熟,PPP模式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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